【京平律师课堂】涉嫌“强奸罪”被抓，即使女方事后谅解，还会被定罪吗？谅解书有什么用？

【京平律师课堂】涉嫌“强奸罪”被抓，即使女方事后谅解，还会被定罪吗？谅解书有什么用？

 

涉嫌强奸罪被抓后，即便获得女方事后谅解，是否仍会被定罪？这份谅解书在司法程序中又究竟能发挥何种作用？带着这两个关键疑问，我们结合法律依据与实际案例展开解析。

 

一、核心法律依据

 

定罪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——“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：（一）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；（二）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多人的；（三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的；（四）二人以上轮奸的；（五）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；（六）致使被害人重伤、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。”

 

量刑与谅解关联性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一条——“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，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、犯罪的性质、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，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。”（谅解书属于“情节”范畴）。

 

和解与从宽程序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八十八条、第二百九十条——强奸案可适用和解程序（五年内无故意犯罪前科为前提），达成和解并取得谅解的，公检法可提出或作出从宽处理建议/判决；犯罪情节轻微的，检察院可不起诉。

 

不起诉例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十六条（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）、第一百七十五条（证据不足）、第一百七十七条（犯罪情节轻微可不起诉）。

 

二、模拟案例：

 

1、案件基本事实

 

被告人齐某，男，32岁，某企业职工；被害人蒋某，女，30岁，与齐某系恋爱关系，双方已交往6年，均有谈婚论嫁意向。2021年5月20日21时许，齐某在其租住的沈阳市沈北新区某小区房屋内，因婚后生活规划问题与蒋某发生争执。争执过程中，齐某不顾蒋某明确拒绝，强行与蒋某发生了性关系。

 

次日清晨，蒋某情绪未平，向亲属倾诉此事，亲属建议其报警处理。当日上午，蒋某到公安机关报案，称被齐某强奸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，立即开展调查，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监控、提取了相关物证，并对双方进行询问。齐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，起初辩称双方系情侣间的亲密行为，不存在“强奸”，但在证据面前，最终承认了不顾蒋某拒绝强行发生性关系的事实。

 

案件办理期间，齐某及其家属多次向蒋某道歉，如实陈述案件细节并表达悔意。蒋某考虑到双方多年感情基础，且此前已达成结婚共识，认为齐某的行为系一时冲动，并非恶意加害，遂自愿出具了《谅解书》，明确表示对於齐某的行为予以谅解，请求司法机关对其从轻、减轻处罚。

 

2、司法处理过程与结果

 

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，被告人齐某违背被害人蒋某的意志，以暴力手段强行与蒋某发生性关系，其行为已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强奸罪构成要件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遂以齐某涉嫌强奸罪向沈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，并结合案件情节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。

 

庭审中，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，当庭自愿认罪，辩称自己当时情绪激动犯下错误，现已深刻悔悟，请求法院从轻处罚。其辩护人提出，齐某系初犯、偶犯，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，具有坦白情节；且已取得被害人书面谅解，双方系恋爱关系，齐某主观恶性较小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，恳请法院从轻处罚并考虑适用缓刑。

 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齐某明知蒋某明确拒绝，仍违背其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，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，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。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，法院经查证属实：齐某无犯罪前科，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，符合坦白的法定从轻情节；蒋某出具的《谅解书》真实有效，结合双方恋爱多年且有结婚意向的特殊关系，可认定齐某主观恶性较小，案发后悔罪态度明显。

 

最终，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相关规定，判决被告人齐某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。